《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新书。作者袁靖是国内著名动物考古学家，早年曾远渡东洋，在日本学习动物考古学，归国后，致力于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在中国家公务员考试古学界与动物考古学范围多有建树，颇有声望。通过这本书，他向公众讲述了不同的动物考古学和12生肖。对公众而言，考古学常常被誉为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叫人望而却步，生僻的动物考古更是艰深晦涩，曲高和寡。但，袁靖的这本新书, 足以刷新公众对考古学和动物考古的抽象刻板印象。本书中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异彩纷呈的国宝文物、精彩绝伦的历史故事与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相得益彰，让读者感觉到的是有趣的考古，体味到的是奇妙的动物历史，阅读到的是别样的12生肖。

1、动物考古学：科技与动物遗存帮助下的考古学

动物考古学是研究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学科，旨在理解人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与其他动物种群之间的关系[1]。考古学是依据古时候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大家的生活及其社会的情况，并进而分析人类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探索其进步变化的背景、缘由和规律的一门科学[2]。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考古学的兴起与近现代科学的进步有着密切关系，而动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同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基本一样。

纵观历史，人类的演进与进步并不是孑然一身，而是与动物结伴前进。自然界中，动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漫长历史中，人与动物的演化同频共振，彼此互动。“两个物种之间的网盟成功，肯定取决于双方的意愿，而且这种意愿是相互的。”[3]最重要的是，动物在人类的演化和进步与文明的渐进中有着举足轻重有哪些用途，在一定量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形态与走向。恰如书中第八章“车骑之魂”所讲：“马因擅长奔跑和负重，在中国历史上饰演着极为要紧的角色……而疆场则是马更绚烂的舞台。”[4]马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用途重大，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商人车马坑到甘肃武威汉墓中的马踏飞燕，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汉武帝的北伐匈奴，这类要紧的考古发现、历史事件都与马有关。商代中晚期，马车的兴起使得人类历史的演进发生了重大变化，马车不但扩大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并且使得地区间交流愈加频繁，为中国早期文化的趋同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积极学习草原民族的骑术与风俗，国力大增，使得赵国一跃成为北方军事强国。汉武帝时期，因为对北方匈奴的战争，马作为要紧的策略物资备受瞩目，政府不但颁布了很多与马有关的政策，而且对马文化的追慕更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由此可知，人类历史的研究不能离开对动物的察看，而对动物演变、驯化的研究，也不可以仅仅拘囿于动物本身。

基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对动物的研究事实上是对人类本身自我问题的探讨，若对动物的一系列问题都有明确认知，那样对解决人类的问题也大有裨益，甚至很多历史难点也会迎刃而解。“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5]因此，人类历史的演进中，动物与人类不止是角逐对手，也是伙伴，有的还是朋友，人类的进步不能离开动物，人类文明研究也不应缺失动物原因。因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动物考古学为更宏观的古时候社会研究提供了人类历史中的动物原因这一新视角，填补了学术空白，正日趋被学界所看重。

动物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主要通过科技方法参与古时候动物遗存的剖析，为古时候历史与社会的研究和文明的构建提供信息。田野考古工作中，动物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中动物遗存的采集，运用不一样的技术方法，达成动物遗存中不同信息的提取与采集。其中，动物骨骸的鉴别与剖析作为最基础的剖析方法，可以确定遗址内动物的种属、性别、年龄、数目、驯化与作用与功效等状况；碳14测定法则通过动物骨骼中碳14衰变规律，确定动物骨骼样本的年代；古DNA剖析是通过古时候生物遗体或遗迹中残存的生物体DNA片段，确定动物的遗传信息，包含性别、谱系与血缘关系等信息；若想了解动物遗存生前的饮食情况，就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剖析，依据动物或人的骨骼内碳13与氮15在生物体内的含量就能确定动物的食物结构。除此之外，将动物遗存内牙釉质和遗址当地锶同位素值进行对比，就能确定动物迁移流动状况。袁靖将上述研究办法归结为动物考古学五大破案方法，这类科技办法通过多角度，全方位提取出动物遗存上的有效信息，为复原、研究人类历史与古时候社会提供要紧实物证据。

考古研究中对动物遗存的关注，是现代科技进步下，考古学研究日益精细化、全方位化、现代化的要紧体现，也是学科体系不断扩大、学科门类日益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扩展的表现。这一点与中国家公务员考试古学形成初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8年，考古学初入中国，国内学者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中，对甲骨文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而对其他遗存积极性并不高，这一现象表现出学者对于古文字的热衷，也透露出中国传统学术的金石学功底[6]。伴随考古学的进步与高新科技的不断介入，考古遗存中可以提取的信息愈加丰富，采集的标本也愈加多元。因此，动物考古学的发轫就是科技用途于考古遗存的多角度阐释，特别是对动物遗存的关注与研究。其他科技考古分支亦同此理，如植物考古学、人类体质学、环境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等。

考古学作为一门拼接文明碎片的学科，在浩瀚的古时候遗存中探寻文明的证据，构建历史的进步脉络，动物考古学的出现为古时候历史与人类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动物信息，人与动物关系的历史渊源也因此豁然开朗。

2、“枯骨”与生肖文物：考古所见的动物原因

考古学是依据古时候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时候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其中，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实物遗存均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遗迹与遗物，被统称为文物。伴随科技的进步、新技术的衍生，考古学研究办法不断扩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诸如以动物遗骸为主的动物遗存也渐渐被纳入考古研究的范围，其大大扩展了文物的范畴，也为古时候社会与人类历史的研究发展了新范围，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办法。

各类动物中，大家最为熟知的当数12生肖动物，由于每一个国人从诞生之日起，都会有我们的属相，并与大家相伴终生。12生肖看上去平淡无奇、不足为奇，实则包罗万象，浸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生肖动物中，除去属龙，其余皆与人类一同存活于地球，有的还是人类生产日常必不可少的要紧伙伴，即便熟知至此，如若问及它们的源起，大家却多会哑口，这类生肖动物顿时就变成公众心中“最熟知”的陌生动物。针对这个问题，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袁靖以动物考古学的视角给予了大家科学、严谨的答案。立足于遗址和考古发现，以动物遗存和科学数据为基础，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探讨了生肖动物起源、进步与与古人相处为邻的过程。

依据考古发现可知，生肖动物与人互动关系的强弱基本上决定了它们在人类遗址中出现的频率与数目。国内古时候社会中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与人类一同存活于地球，并参与人类社会活动，它们的骨骼在遗址中发现相对较多。这个考古学证据与文献记载也完全吻合，《周礼·天官·庖人》里记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7]依据这段文献可知，至晚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了“六畜兴旺”的局面。考古资料显示，家养黄牛来自于西亚，史前时期经中亚传入中国，甘肃的西山遗址、师赵村遗址和西山坪遗址均出土有黄牛遗骸，当时牛作为祭品被饲养，后由黄河上游向中下游区域不断扩散，至夏商时，黄牛作为祭品成为一种风尚，并延续至后世。商代遗址中，牛作为一种牺牲祭品较为多见，小双桥遗址更是发现了很多用于祭祀的牛角，这类考古发现与牛在历史文献中最高祭祀等级的“太牢”地位完全契合。商代晚期以来，牛作为畜力为农业服务，并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在古时候农耕生产中发挥着要紧用途。由此可知，牛在人类社会中用途是不断扩展的，功能也在渐渐叠加，因与人类互动关系极为密切，遗址中出土牛骨的数目较多，频率较高。同理，其他家畜类动物遗存在遗址中发现也很常见，如史前墓葬里的猪下颌骨、商代坟墓中的马骨、秦人墓葬中的狗骨等。

相较于六畜，生肖动物中未驯化动物的遗骸发现常见较少。研究职员发现，在新石器以来300余处遗址（多为新石器年代）出土的动物遗存中，只有40余处出土有猴科动物遗骸，且多见于史前时期的长江流域和华南区域，而猴子骨骼出土时多残碎不堪。“森林之王”老虎的骨骼在遗址中所见就愈加稀有，国内共计36个遗址出土有老虎遗骸，骨骼多残破，肢骨紧急缺失，尚不可以拼接成一副完整的骨架，足见稀有珍贵。由此可知，动物遗存所蕴含的信息很丰富，其不止是古时候动物的活动范围、分布地区与气候情况的实物证据，而且折射出了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譬如对野生动物极尽所能的借助——猴子与老虎的骨骼破碎缘由应该与它们被敲骨吸髓有关。当然，未驯化动物的骨骼在人类遗址中出现少、频率低是什么原因，归根结底与它们参与人类社会活动较低有关。

通过考古发现，立足动物遗存，探讨12生肖动物，为动物的溯源、驯化提供了实物证据，既凸显了生肖文化的科学性，也刷新了大家的认知。比如如今看上去乖巧的兔子，作为生肖动物，形象独特，颇受大家喜欢。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证实，早在两周时期，兔子就已出现于古时候诗歌中，被古人传唱，屈原的《天问》更是让兔子登上月亮，赋予它更神奇的色彩，此后，在汉代壁画、画像砖（石）、帛画中亦多见其身影，常与西王母共出，并作为不死药的制作神兽灵物出现，是月亮的代表。而动物考古学证据却表明，中国古时候发现的兔子为旷兔，与目前所见的穴兔是不同种属。国内虽有千年的驯兔史，中国原生旷兔的驯化均以失败告终，直至明代引进了由穴兔驯化的家兔兔种，国内才开始了饲养家兔的历史。由此可知，属兔观念的形成远远早于家兔的驯养。

本书中，袁靖并没以传统模式的生肖文物组合来探讨12生肖文化与风俗的源起与流布，其重点在于对每一个生肖题材动物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讨论，从考古发现到文化流传，使得每一个章节自成系统。这类生肖文物以不同材质、形象展示着古人的审美与社会风俗习惯。作者以这类生肖文物为基础，配合以丰富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辅之以很多历史故事，使得这类生肖动物在历史长河中鲜活而具象地显现出来。文物作为文化和意识的载体，不止是人类审美、工艺、技术的代表，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真实的反映。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材质各类生肖文物的察看与研究，可以窥探到超越了陶石、玉铜与纸等材质以外更高层次的内容——不同时期人类的精神信仰、审美情感、社会观念、风俗习惯等范围的差异与变迁。因此，本书中丰富的生肖文物，让大家知道文物材质与12生肖动物文化的演化史，也加深了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理念、精神信仰的理解。考古发现所见的12生肖有关遗存，无论是遗址中所见的动物枯骨，还是丰富多彩、造型各异的生肖文物，都展示了人与动物的演变关系，也证实了中国生肖文化源远流长。

3、生肖文化：人与自然、动物、社会关系的折射

袁靖立足田野考古出土实物资料，结合古今中外文献资料，论述了生肖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嬗变与流布。通过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从历史深处渐渐走来的生肖动物，历史演变中，它们渐渐成为人类社会与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紧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化的要紧组成部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在《纠缠小史》（Where Are We Heading ）中写道：“自智人踏上演化的道路起，人与物的关系便牵引着历史前行的轨迹。大家感叹愈加很难摆脱对物的依靠，却不知自远古时起，人类便一直这样。”[10]此语与袁靖所言的“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异曲同工。因此，人类与自然环境、动物的关系，是在不断相互改造、相互适应的动态过程中打造起来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并不是人类一家独大，而是相互依存。

第一，就动物驯化与否而言，动物本身有着决定性有哪些用途。20世纪，苏联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Dmitry Belyaev）在银狐驯化实验中惊奇地发现，银狐幼崽驯化至六代之内就开始向人类示好。然而事实上，更多的物种或动物则未被驯化，如前文所述的旷兔，国人虽驯化其近千年，并将它作为神兽传颂，但却以失败告终；又如老鼠，这种与人伴生的动物，在北京猿人时期就与人为邻，但在百万年的演变中，一直特立独行，与人类维持着适合的距离，伴生但终不被驯化。人类非常早就驯化出了六畜（包含马、牛、羊、猪、狗、鸡），它们在12生肖中占据半壁江山，其余的生肖动物，却恰恰都是人类未驯化的（兔子在生肖文化形成时并未驯化成功，而属龙甚至没有）。正如袁靖所言：“驯化的动物都可以驯化的，不能驯化的动物各有各不可以被驯化是什么原因。”这样来看，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并不是是由人类来决定或主导的。

第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多元性的。12生肖中的“六畜”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的参与者，备受关注理所当然，但，其它几种动物，如鼠、虎、兔、龙、蛇、猴并未被驯化，龙甚至是传闻中的动物，却也都作为生肖存在，反映出了哪种道理呢？生肖文化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是中国人在千百年以来的生产日常形成的一种特有些文化风俗（尽管已被东亚文化圈常见同意），要寻根溯源，就需要向历史深处去探究其深刻的文化本质和形成动因。诸如龙的出现，与早期人类对外在未知世界的探索和自然万物的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来讲，学界常见觉得龙的原型可以追溯至自然界的扬子鳄或蛇，其中，考古发现表明，安阳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虎摆塑，龙为昂首阔嘴、长吻屈身、高足长尾形态，特点明显，多被认定为鳄鱼。而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陶质龙盘中的彩绘龙，蟠曲状，龙头向外，口吐长舌，龙身卷且无足，全身红黑交错，盘于器内，此文物形态则为“龙即大蛇”说提供了考古依据。早期遗址中龙形文物，多被觉得与信仰、图腾文化有关，后世渐渐演化成华夏文化、华夏民族的标志。蛇作为生肖中的一员亦同此理，如女娲早期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这类生肖的源起或与中国古人知道自然、认知自然有关，与人类早期朴素的信仰精神、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

最后，生肖动物与人类共生于地球上，从开始毫不有关的独立个体，渐渐进步为关系亲密的伙伴或者图腾信仰，这个过程是动物驯化史，也是人类文化进步演化史。不同文明体系中，人与动物关系的差异折射出文明间的迥异性，因此，12生肖是来源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现象，也是千百年来，华夏儿女与动物共存所形成的一种价值信仰。它反映的是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也是人类感知和探索自然的表现形式，更是人类社会中文化观念不断嬗变的表现。恰如，猴子在早期历史记载中就多作为贪兽这种负面形象而存在，至唐玄奘取经将来，特别《西游记》广为流传，猴子扫去恶名，一跃成为齐天大圣。而蛇的形象亦同此理，文化流转中，几多波折。早期，蛇也被觉得是龙的原型，并且上古神灵多被描绘成人首蛇身，如女娲和伏羲。唐宋以来，蛇渐渐走下神坛，回归现实，蛇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最为有名的就是“白蛇传”的故事。唐人所作《博异志》中，有大白蛇常害人以为乐的奇闻；《旧唐书》中更有大蛇淹洛阳的故事；明代的《警世通言》中，白蛇就成了追求爱情的反封建女子；而在清代《白蛇传》中，白蛇形象愈加前凸后翘高大，妖性全除，成为绝世无双的贤淑痴情的女子。这样来看，人与动物之间的互动是自然客观的，也是人文可塑的，两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杀戮与豢养，其展示的恰是文明与文化最深邃的内核。中华传统文化中，六畜与未驯化的动物相伴为伍，同为伙伴，共做保护神，成为12生肖。这种独特的文化风俗恰恰表现出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延展性，中国文化在探索未知世界时，一直秉持着开放的心态，坚持着动态的交流模式，才使得中国文化异彩纷呈，延绵不绝。正因这样，玉兔捣药与白蛇传成为流传千年的民间传闻，陶寺龙盘和舞马衔杯成为铭记信仰与往事的器具。这类传闻与文物是承载着千年以来的华夏文明，也是炎黄子孙与动物为伴、彼此收获的历史。通过生肖动物，大家看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价值信仰与精神追求，也看到了中国文化中最朴素一般的市井烟火。看上去平淡无奇的12生肖，凝结的却是华夏文明千年以来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信仰与审美情趣，是中华文明和文化遗产的要紧组成部分。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以动物考古的视角讲中国历史，不但让这类早已尘封的动物遗存与生肖文物都“活起来”，而且也让读者看到了动物的驯化史，体味到了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进步史，也是别样的中国史。

4、科普与公众：科学严谨是科普的底色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珍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1]。这就需要考古学需要走出象牙塔，积极践行考古学的公众化与科普化。怎么样公众化？怎么样践行科普？这是考古工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无可辩驳，袁靖的《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作为一本考古类——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科普图书，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作者以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视角，用科学挖掘的考古资料、严谨的学术思想，通过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让生肖文化与生肖文物活了起来。全书共十三章，第一章，作者对生肖文化、动物考古的办法、理念等进行了概述；其余十二章，按生肖的顺序分章节依次论述，每一个章节以生物属性、考古发现、文物形象、文化故事等不同主题、内容展开。本书论述的办法、体系、语言风格为考古学的公众化、科普化传播起到了引领用途。通过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动物遗存中的12生肖、文物中的12生肖、生物中的12生肖、文字中的12生肖、文化中的12生肖，也看到了作为中国文化必不可少的12生肖。

本书在讲述生肖动物故事时，图文并茂，语言平实，可读性极高。书中以翔实严谨的文字，配合丰富的遗迹、文物图片，使得整本书详略得当、图文并茂、繁简有序，内容前凸后翘而不冗长，严谨而不枯燥，通俗而不简单。书中也不乏古今中外小故事与史料的点缀，如鲁迅少时，为了偷窥“老鼠嫁女”，常常借故晚睡，却终未能如愿；又如，十字军第六次东征时，战争双方所骑之马雌雄相异，十字军所乘的公马纷纷将将军掀翻，前往他们阵营，直接致使了东征失败。诸这样类的趣味故事不胜枚举，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环境中汲取了新常识。同时，每一个章节，作者都选取了很多经典文物来讲好生肖动物故事，不只有“陶寺龙盘”“杜虎符”“河姆渡陶钵”等“明星”文物，也有不少新发现或新出土的珍贵文物，如石峁的“人虎雕像”。本书以精美的图片、简单的语言、平实的用词、有趣的小故事，构建起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常识体系，让读者在枯骨、文献、文物、图像中，感受地下的秘密，还原12生肖对华夏文明的贡献，破解国人独有些精神文化符号。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呈现给读者的并非一门艰涩难懂的学科，它展示的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办法与考虑方法。袁靖立足考古发现的动物遗存与生肖文物，通过很多的历史文献、民俗故事、神话传闻等梳理出12生肖在中华文化中进步、嬗变、演绎的过程。书中精彩的内容既让公众沉浸其中，又让公众不经意间对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的学科理论与办法、技术与科学精神产生了肯定的认知。作者论述生肖动物时，并不是一味寻古，也关注到了生肖动物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如通过介绍鼠的医疗实验作用与功效，让鼠达成了从“麻烦制造者到医学贡献者”的转化；与鸡有关，鸡蛋的功用不仅仅是补充营养，现在也有疫苗培育用途等。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打造起来的生肖动物常识体系，结构健全、常识丰富、科学严谨，同时也妙趣横生、发人深省，极具人文属性。

考古学最根本的问题是求真，因此，考古学的科学性是学科基础和底线。考古工作者对于研究要维持严肃性，不但需要资料采集的全方位性与科学性，而且也需要考古资料剖析与结论的准确性与严谨性。这一学术需要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让人深思，书中展示出的重视科学性与严肃性的研究态度，也可视为袁靖对考古从业者提出的需要。作为公共资源的管理者和讲解者，考古工作者要一直对文化遗产维持小心的态度。其一，资料的采集，要时刻维持科学严肃的工作态度。古时候遗址中，鼠类与蛇类骨骼遗存发现常见较少，究其缘由，或与采集方法有非常大的关系。细小的骨骼隐匿于土中，非水洗不可以采集，可见，工作方法也影响或决定着遗址的有关性结果，考古学的科学性、精细化也对传统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新需要。其二，资料的研究与剖析，要维持客观科学的态度。世界范围内，河北磁山遗址中出土的家鸡被公觉得是最早的家鸡，中国华北区域作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家鸡起源地被世界所认同。但，袁靖通过研究对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定论提出质疑。由于磁山所出土的鸡骨，其跗跖近端至距间均有棱，而这个特点是雉（野鸡）的典型特点，家鸡则无棱。通过对鸡骨骼的鉴别，他确定，磁山鸡骨的鉴别结论有误，并提出殷墟遗址所见的鸡骨才是中国所见最早的家鸡。这种结论，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非议，袁靖坚持了科学信仰与理念，觉得考古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不因人的悲喜而变。这种学术态度给予了学界一剂清凉药，科学就是科学，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学科的需要，就是要严肃对待考古遗存中的动物遗骸，不但要仔细提取，而且要认真鉴别剖析，敢于打破常规，不可以人云亦云，更不可以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要在对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要时刻维持科学研究的思维与逻辑。《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虽然是一本面向公众的科普作品，但作者所秉持、所传递的学科态度是严肃的，也是科学的。在国内，考古公众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走向，也是践行“文物活起来”工作需要的必经的道路，作为考古学科普行为的公众考古需要坚持在考古学的社会化中发挥重大用途。现在，国内的公众考古活动正处于“开蒙阶段”的关键时刻[12]，考古学公众化行为与公众科学素质的“四科”内涵就看上去非常重要，只有秉持普及科技常识、主张科学办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才能达成真的的考古学常识的公众化，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达成中华民族出色文化遗产的赓续传承。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没以传统意义上的生肖组合形态去探讨12生肖的源流、分布，而是综合考古学资料、文物与文化、历史文献、当代生物学等多范围的研究成就，分述了不同生肖动物的前世今生，成功地讲好了文物故事，用全新的角度探究了12生肖及其文化的源流，重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相处的漫长历史。本书中，作者通过考古证据追溯历史，让故事具备科学性，同时也重新审视了动物在古时候社会中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的贡献与用途，让大家对人与动物的将来充满了期望。

通信作者：刘文科，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先秦考古、公共考古与文化遗产、考古科普。

参考文献

[1]伊丽莎白·瑞兹，伊丽莎白·维恩. 动物考古学[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2]王巍，总主编. 中国家公务员考试古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3]艾丽丝·罗伯茨. 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M]. 李文涛，译. 兰州：读者出版社，2019.

[4]袁靖.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

[5]梁桂芳.“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己”——从考古角度探究12生肖文化[EB/OL].（2023-05-10）[2023-07-29]. https://mp.weixin.qq.com/s/xc992FBylcmLlyMA1lQM3Q.[6]陈洪波.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7]周礼[M]. 徐正英，常佩雨，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8]张丽华. 12生肖的由来及墓葬中的12生肖俑[J]. 四川文物，2003(3)：63-65.

[9]黄展岳. 12生肖俑的由来与进步[Z]. 李侃，主编. 中国历史学年鉴.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0]伊恩·霍德. 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M]. 陈国鹏，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22.

[11]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

[12]刘文科.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J]. 东南文化，2023(3)：6-11.

Tags：科普